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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历时近三个月的“二万三千里写生”活动堪称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壮举。江苏省国画院的画家们采用写生的方式描绘祖国山河新貌，表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生动诠释了写生对中国画图式嬗变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吕凤子、徐悲鸿、张大千、吕斯百、陈之佛等画坛名流云集南京，对中国画的发展有着发出个性化的论述。这里以吕凤子和徐悲鸿为例。

　　徐悲鸿和傅抱石等众多画家都非常尊崇吕凤子，傅抱石曾推荐其为江苏省国画院筹委会主任委员。吕凤子是一位对后来画坛发展具有启发性的人物。他不仅大胆实践，而且对中西画理的关系始终保持关注和思考。

　　1918年10月，吕凤子表达了欲深入探讨相关问题以改变画家“不明学理，终不得猛迅进步”之弊的想法，与徐悲鸿于1918年提出的“画之目的，曰‘惟妙惟肖’”的观点相左。吕凤子认为：“绘画这件事是画我们对一切物象所发生的爱好之情感，是画我们的美感。”

　　吕凤子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和内在美感的传递。在他看来，“绘画的价值是不专在‘像’与‘不像’”，而在于能否“表现出我们的美感来”，而徐悲鸿则提倡写实主义。在当时，蔡元培和鲁迅等人都认为拯救国家命运必须开启民族心智，故写实主义绘画在彼时受到欢迎与支持。

　　徐悲鸿之所以倡导写实主义，与康有为、陈独秀等人也有着密切关系。在当时，学习西方写实主义被认为是中国美术摆脱封闭的文人趣味，从而介入现实和当下语境的途径之一，可以促成绘画从形式到内容的现代性转化。

　　徐悲鸿特别提到了表现实际生活的重要性和相关路径：“造型艺术如欲表现实际生活，苟非身历其境，精微观察，必致如痴人说梦，但根本技能，如人体研究，非在二十岁前，至迟二十五岁前锻炼成功，尽管眼能见而手不济事，亦属徒然。”

　　也就是说，艺术要合理地表现实际生活，这样大众才能接受，艺术也才能成为开启心智的钥匙。因此，“绘画的老师应当不是范本而是实物。画家应该画自己最爱好又最熟悉的东西，不能拿别人的眼睛来替代自己的眼睛”，艺术“应当走写实主义的道路，写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是既骗人又骗自己”，画“千篇一律山水”的状况是需要改变的。

　　拿傅抱石来说，他始终坚信“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有助于理解传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钱松嵒也曾十分认真地研究过实景山势，并通过研究实景作画。

　　当他研究石涛和石谿的画作时，他就在“幕府山及金陵各地核对石涛创作境界，又数往牛首山体会石谿构境及用笔”。由此，他深刻地理解到“师古人在于接受优良传统，还必须深入生活，把古人渊源在生活中核对，会有左右逢源之乐，再后创作”。

　　在上述思想引导下，写生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画家“深入生活”的基本工作形式。写生在西方即为“paint from nature”，画家面对的不仅是风景，还有人物、动物以及静物等。中国传统绘画亦有写生之说，其意在不依赖粉本，直接观察、描绘自然界中的草丛、花鸟或禽兽，因而成为花鸟画的代称。

　　在我国古代的人物画和山水画中，与写生对应的是“写真”和“师造化”。“师造化”是在师法古人的基础上临摹与写生并进，强调以大观小。清初“四王”以降，山水画家们抛弃了“师造化”的传统，落入了摹古的泥淖，进而切断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虽然传统的“师造化”与西方的写生在技术层面上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二者皆在中国画图式语言的革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传统的“师造化”与西式写生在材料工具、观察方式、视觉观念、技巧运用等方面相互影响、交融。于是笼罩画坛数百年的程式化创作模式被打破，山水画的“师造化”传统再次被激活，生发出了一种新的中西融合式写生。

　　这种新的写生形式对题材的选择和思想内容的强调超越了对其本体语言的关注。从这个逻辑来讲，近千年来的山水画价值功能被改变，成为社会、人生观念的表现形式。

　　也就是说，写生的目的不再局限于观察山川景物、收集素材进而革新图式语言，“更主要的是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体会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更重要的是画家通过生活锻炼达到世界观的转变和思想感情的变化，从而有能力自己重新处理审美观点”。这就要求画家们走出书斋、画室，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中，细致体会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这样的写生理念为六十年前著名的“二万三千里写生”活动做好了准备。1960年，这一写生活动途经郑州、洛阳、西安、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画家们体验生活、观摩古物遗存，途中亦与巴金、赵朴初、石鲁等相遇并交流。

　　“二万三千里写生”活动由傅抱石等人带队，1960年9月15日出发，12月9日返回，历时近三个月。写生团由傅抱石、亚明、钱松嵒、宋文治、魏紫熙等13人组成，以江苏省国画院的画家为主体。

　　此次写生活动紧紧围绕“中国画传统笔墨如何反映现实生活”这一主题，随团画家们创作了一批既有鲜明时代特征又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画作品。

　　写生活动结束后，“山河新貌——江苏省中国画家写生工作团汇报展览”于1961年5月2日至21日在北京成功举办。1961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报道了这次展览的情况，并评论道：“江苏的画家们巧妙地运用了传统的笔墨，表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且还突破了旧笔墨的束缚，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笔墨。”“在这次展览会上，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画家们怎样运用传统笔墨得心应手地将祖国的山河新貌传神写照。”

　　这一展览让人们看到写生实践在新时代对中国画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造化为师”再一次焕发出生机，催生了一大批新山水画，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术院校对中国画教学的新思考。

　　本文节选自《中国美术》2020年第6期、《万里行路觅造化——20世纪60年代“新金陵画派”艺术生产刍议》、《写生实践与时代新风：“新金陵画派”的形成与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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